办学盲目
所谓盲目，就是有些人在对艺术教育自身规律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的情况下，企图把艺术教育事业像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样又多又快地向前推进，即出现了盲目发展的态势。这里仅就音乐教育界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仅有9所独立的专业音乐学院，到2004年，非独立的音乐学院己近200所，经短短两年时间又急剧扩张到900多所。这一“火箭式”的大发展，突出地反映了办学者与求学者双方急功近利的心态。而就办学方来看，则有以下特点:
之一，有些学校不顾师资、教材及设备等客观条件，在某种功利的驱动下，急于把自己掌管的单位或部门，在建制上“提级升格”，招揽学生，将一个“系”的建制或某一工作部门升格为“学院”。要知道，“学院”这种建制是有一定规格、一定内涵并包括相称、相应的若干工作部门和人员结构的。而在有些艺术或音乐学院内，不知什么时候、是谁首创，又成立一个或多个“学院”，这样做，既不合逻辑，在称谓上又重复，又创造性地美其名曰“二级学院”。这种二级建制，究竟对事业的发展有多少好处？依据什么组织法？其目的又为什么？这里，我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建议并希望教育部的相关领导，似乎可以借鉴一下民国初期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工作时制订的《大学令》和后来的《大学组织法》，恐怕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我们国家正在不断完善法制建设，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应该有法可依；有了《教师法》，是否也该有个《大学法》之类的章程，来严肃规范一下目前大学艺术教育发展中出现的盲目升级现象呢？
之二，有些与艺术根本不沾边的理工科大学也先纷纷成立音乐院系。有的可能是从实际出发，确有条件成立。但据相关报道或披露的材料及有关人士介绍表明，有相当一些院、系办学条件是不够的。有些学院，真正属于自己学校编制的合格教师很少甚至没有，全靠或基本靠“外聘”来撑门面。
之三，有的学校就是大量扩招，随之而来大大降低入学标准，几乎只要多交些钱就能跨进学校门槛，考生的素质是次要的；最近几年报考艺术专业的学生猛增，“火爆”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相信，没有底气与后劲，必定带有“泡沫”的性质。音乐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主政者，千万不要被这种看似“兴旺”“繁荣”“发达”的景象所迷惑与陶醉。
教学鼠目
所谓“鼠目”，来自成语“鼠目寸光”。意思大家都明白，就是眼光短浅。这个“光”，就是“金钱”。一小部分学校确实是金钱挂帅，只求招生数量，且多多益善，忽视生源质量与入学后的教学质量。某艺术学院，有的学生考上了，报到注册交费了，却可以不去上课。也有的“学院”，规定这门功课要学多少学时，在前面的若干个学时，有些学生懒得去上课，临到最后要考试了，教室里的人就坐满了；而且，学生还会与教师“讨价还价”，要求划出考试“范围”，越小越好。而老师方面又如何考量呢？假如学生考不好，不及格的人多，不就说明教师教学质量不高？在“师生互利”的情况下，老师只能屈从学生的要求或违心地划出有利于“学生及格”的考试范围。既然师资力量与水平有问题，这就必然忽视或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质量，学术风气也就不会正。有的学院有权授予硕士、博士学位，但其含金量大打折扣。
闭目塞听
“闭目塞听”，指对本单位以外的情况、本专业在国内外的现状、发展态势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不少学校虽然也经常组织大小不一的各种参观、访问团(组)到省内外甚至国外去取经。但参观访问后取到了什么呢？实效如何？外出访问后，有多少人能认真、负责地写出访问记或考察报告？有多少人回来后能联系本单位实际，提出改进措施？或向本单位人员宣讲介绍？这种领导不能说没有但是太少了。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1986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于润洋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汝沽，出访美国考察音乐教育，回来后他们所写的万余字《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像这样有比较、有分析又能实事求是地结合国内实际的访问或考察报告，如今能见到多少？上级有关领导是否这样去要求出访者？上世纪9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丁芷诺教授受上级委派出访欧洲后呈送给文化部的汇报总结，当需要参阅去向上级相关部门调阅时，回答竟然说:找不到(实际即丢了)。这说明什么？这种学术档案管理，与北京大学能拿出上个世纪30年代、台湾国民党连战主席母亲的相关材料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的外出交流、访问，其实说穿了是旅游而已。虽然外出了，但仍然是闭目塞昕。
正气如何树立
上述所讲的盲目、鼠目、闭目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主流，但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目前音乐教育事业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首先是要冷静下来，进行理性思考，正视这种不正常现象，敢于“公开”这种不利于事业发展的“歪风邪气”。
第一，要明确培养目标，要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学校把学生招进来了，究竟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去当教师？去当研究员？去当表演者？去当艺术行政管理者？招生时，决不能以国家不包分配、自主择业为由，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出路问题。
第二，要积极调整课程结构。有了基本目标，就要据此确定所学的课程，有主有次，有必修有选修，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包括必须学习的文化、政治科目等等。
第三，要编写或选用有质量的教材与介绍指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有质量的参考书。课程确定了，没有教材，教学是一句空话。目前书店里有关史论的、乐谱的、器乐的、声乐的，中国的、外国的，专业出版社与杂牌非专业出版社的，真可谓是琳琅满目。其中有货真价实的精品，也有东拼西凑、抄袭割窃的伪劣产品。有的是所谓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著作，也完全不是花真工夫进行研究的成果。如有本史论方面20多万字的所谓专著，竟一个注释也没有，仅仅开列了若干本参考书目而已。究竟哪些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哪些是引自前人的著述？混沌一片，读者难于分辨。在选用什么样的教材，介绍学生看什么样的参考书方面，一定要严格，要有选择，要慎重。
第四，要扎实立足学科建设，有领导地通力合作，建立学科的标准化体系。
第五，要加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省际学术交流以及兄弟院校的教学交流。
第六，要在提高教师素质与组建合格师资队伍上下工夫。这是办好一所学校或一个专业的根本。已故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始终坚持办学“以师资为本，以教材为本”。一所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能不能真正出人才，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水准的过硬的教师队伍。希望音乐院校的领导能够记住音乐教育家赵沨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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